昨天参加了一个文艺批评的会，自八十年代就一直搞批评的这些同行们坐在一起，彼此竟有一种遗老遗少的感觉。仿佛早已时过境迁，再当真地说起当年很红火的旧话题总透出几分勉强与凄凉。而且大家好像也没有什么真知灼见了，说来说去不脱那些气不过别人发财的牢骚话。学者因为学之不显而无学，文人因为文之不彰而无文，不爽地印证了“人穷志短，马瘦毛长”的古谚，真是气人得很。
文艺批评作为一个行业的不景气大概还得持续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批评家们何去何从应该认真考虑了。当前文艺批评所面临的真正问题是丧失了听众。从前是有听众的，八十年代有一个由作家、艺术家与大批的文艺爱好者组成的庞大的文艺界，他们关心思想，关心历史与人生，关心形式本身，那时候的作家与做作家梦的人还是把文学当成事业来做的，用当时的一句套话说他们还是很想“攀登文学艺术高峰”的，所以批评家认真的分析可以指望他们认真的倾听与回应，一种严肃的气氛就这样造成，批评家实际上承担了形式探索与思想启蒙的双重角色。而现在文艺已经变成了娱乐业（entertainment），而娱乐业则常常是没心没肺、无有肝胆的，灵魂这东西对它是一种奢侈，它想的只是发行量与票房纪录，以迎合与刺激、包装与炒作为能事。而且由于我们的娱乐业新近才兴起，它的以金钱为导向的粗俗带有一定程度的野蛮性，它还不懂得娱乐的“艺术”，它做得常常很过火，它有时甚至粗俗到赚不到钱的程度，这时候它简直是在为粗俗而粗俗了。对这样的娱乐圈你来谈思想与艺术，岂止是对牛弹琴，都可以说是与虎“谋皮”了，往往自取其辱。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批评家也学乖了，干脆收起严肃批评的心思与笔墨，也加入娱乐业分一怀羹，干起了替它包装、为它作广告的行当，这就是随处可见的无数吹捧文字的由来。“世人皆浊，何不氵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饣甫其糟而?其酉离？”批评家也许没有读过《渔父》，但都深通渔父的心机，无师自通。
不争气的批评家对于娱乐界大腕的态度，也往往就是娱乐界对于工商界大款的态度：在行为上是取悦，在精神上则是效仿。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效仿。之所以要取悦工商界以赚钱，进而取悦一切可以取悦的人赚钱是因为先对赚了钱的工商界起了效仿之心。要效仿什么呢？要效仿其挥金如土的高消费，效仿其名车豪宅的生活方式，效仿其红袖把盏的艳福。虽然有时也明知道达不到商人的水平，但也要往那个方向努力。有了这种效仿之心，文人就有了商人的灵魂，文化人的许多丑态与恶行就由此而生。
那么，在这世俗化的滚滚红尘中，在这文化人纷纷效仿商人的时尚中，想做一个真正的文化人应该从何处做起呢？在我看来答案也明确得很，那就是：不效仿。文人不要艳羡、攀比、效仿商人，不要对商人的生活方式有“大丈夫当如是”之叹。这不是说文人要去蔑视商人，商人有商人的功能与使命，他们是聚积与生产财富的历史的工具，离他们不得。这也不是说文化人可以不在乎、不重视金钱，钱还是要重视的，至少要能做到自养，自养才有自由。我的意思是说文化人不要像商人那样以赚钱为最高目标，不要将手中所做的一切都当成赚钱的手段，不要放纵那种无限的消费欲望。如果文化作品能够在市场上卖个好价钱，那当然是件很高兴的事，如果卖得不好也没有关系，靠教书与基本稿费也不至于挨饿。文化人要把文化本身当成最高的目标，最好是能做到好之乐之，以文化与学问为最高的满足，不要接受商人的价值观，不要像商人那样以金钱为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说到底是要达到一种文化的自足，在金钱价值体系之外建立起文化的价值体系，文化的体系与金钱有交叉但又不为所覆盖。这样文化人才能有自己真正的立足点，有自己真正的家园，才能在任何物质化的力量面前建立起自己真正的自尊。
这些道理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重复这些简单的道理是因为生活在急剧变化，世俗化的程度在日益加深，原来不成问题的事情现在忽然成了问题，所以我们有必要再思与重申，现代性的本质就是生产的无限增长以及与之相应的消费的无限膨胀，现代性的扩展构成了对文化与文化人新的强制与压迫，金钱的力量越来越合法化也越来越垄断化，这使文化人对自己的价值也不禁怀疑起来。在这种背景下倡导并实践文化的自足，也许可以从一个角度对现代性有所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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